听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士讲述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听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士讲述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胡雨薇 冷舒眉】“武汉不会孤单。”这是一位留守武汉的外国医生向《环球时报》记者传递的一句话。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一直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病例数字攀升,整座城市几乎停摆……对于这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里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艰难却又必须打胜的战斗。一起奋战的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士,《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听他们讲述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德籍教授:形势严峻,但看到了希望

下周,狄墨的两个孩子就要在“线上”开课了,而他也不得不采用在家工作的模式办公。远程办公仍令这位实验室科研人员感到有些不自在,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但看着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狄墨感到欣慰。

手术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李华腹部的压疮彻底痊愈。

狄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他曾陷入不安和恐惧中,甚至一度患上轻微抑郁症,整夜幻想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亲友和同事一走了之。虽然我远在德国的亲人不愿我留下来承担这份风险,但他们也理解我最终的决定。”

2月13日,因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湖北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骤增一万多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形势依然严峻,德籍教授蒂莫·巴尔茨(中文名狄墨)也不例外。

一个U型的水囊屁股垫,成了李华第一次手术最好的稳定器。“坐好了”的李华终于开始了第一次艰难的麻醉气管插管。

直到这一天来临——整个人的脊柱,长成了一张难以形容的弯弓,脖子越来越弯,弯到了脸都已经紧贴到大腿上,再也分不开。

一次次讨论后,方案定下来。“只能一段一段,打断他的股骨、颈椎、胸椎、腰椎,然后将全身脊柱拉直,固定,完成骨骼重塑,才能实现脊柱变直,重新打开李华完全折叠的身躯。”陶惠人说。

他们看不到李华的全脸。

对于当下的疫情,菲利普表示,目前来看,大家对新冠病毒仍然所知甚少,形势确实严峻。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武汉人民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希望看到拐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仍然是控制病毒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狄墨说,他和家人每天通过微信购买生活必需品,当地社区服务和后勤保障很到位。虽然邮递的速度远不如从前,但在当前严峻的情势下仍然有人冒着风险每天为他送来生活保障品,让他和家人着实觉得温暖和感动。

在李华面前,面罩、喉镜、喉罩……这些常用的麻醉设备和手段都毫无用武之地。在国外,像这样的重度困难气道,麻醉医生经常放弃插管,通过建立体外循环保障供氧。可即使选择这样昂贵、复杂、创伤巨大的方法,对李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股静脉、颈静脉同样被遮挡,无法放置体外循环的导管。

没想到过了8年,同样的疼痛又在另一只脚上出现了,从脚疼到膝盖。李华又去医院,同样的治疗方案,但是疼痛没有像8年前那样消失。

易卜拉欣每天都会关注武汉的确诊数字和死亡人数变化,并因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担心。“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向窗外望去,都会非常伤心。这不是真正的武汉,从前的武汉那么热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现在却好像是你们哭泣的眼泪,可我想看到你们中国人笑起来。”

45岁的狄墨是武汉大学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他和家人在武汉已经生活了12年,他在这里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武汉俨然已是他的第二故乡。此前,尽管有机会离开,他却选择了留下。

狄墨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在汉外籍人士的安全,特别设置了24小时求助热线。他对武汉人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充满信心:“人们总说武汉人勇武善斗,那就让世人领教一下我们在武汉是如何战斗的。武汉加油,你我同在!”

2018年的一天,刚吃完感冒药,吐了很多血,李华才去大城市看病,因为手术难度太大,他再一次被医院拒绝了。

为全力应对疫情,菲利普所在的国际门诊部在封城之后关闭,但他每天仍然会去跟他一样坚守在武汉的外国病患家里,为他们看诊、鼓劲。交通不便时,他会骑上自行车前往。

压疮产生的疼痛甚至超过了起初的关节疼痛和长期蜷曲的痛苦。“感觉皮肤已经磨损到很薄的地步了。”李华说。

伊朗小伙:那一刻,我哭了起来

眼下,易卜拉欣已经开始创作第二首献给武汉的诗。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这首诗中,他相信“黑夜度过,黎明又会来临。整个国度,终将迎来旭日东升”。

只能采用纤维支气管镜实施清醒气管插管。“因为纤支镜是一种软镜,可以弯曲也可以调节角度,能一边探索一边往前走”。

“有成功的把握吗?”

现代科技方便了易卜拉欣的“蛰居”。他告诉记者,除非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否则十天不出门一次。他可以通过手机App买菜买肉,会有人送到小区。他可以看电视、下象棋,在网上学习、写诗,日子一点不憋闷。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儿子阿布迪。

不能再等了。在母亲的陪伴下,李华从湖南到了深圳。

李华是全世界有公开报道后凸畸形最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像李华这样连头都已经折叠到紧贴大腿的病例,国内外都极其罕见”。陶惠人说, 迄今为止,国外有文献记录最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后凸畸形病例,是一个头部折叠到距离大腿尚有20多厘米距离的韩国小伙子。

“我已计划等疫情过去后,要长久地留在武汉生活。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这座城市了。等到疫情结束,我要和所有武汉人一起庆祝胜利的那一天。”卡拉米说。

“首先不能局麻,创伤太大了;病人椎间隙太窄,腰麻也不可能;神经阻滞的话效果不确切,而且如果发生局麻药入血引起惊厥或呼吸困难,李华就有生命危险!只能全麻,而且导管如果插不进去,不仅仅是不能手术,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因为麻醉面罩完全塞不进去,一旦机体反应严重,呼吸、循环系统的控制权都不在我们手里,没有复苏和抢救的机会。”

看到李华的第一眼,曾经参与中国首例换脸术,经历过很多疑难病例的孙焱芫知道,这将是她30年麻醉医生生涯中最严重的一个病例。“这不仅是对我和我的团队的挑战,也是对全世界麻醉医生的挑战。”

李华第一次感到钻心的疼痛,是在10岁那年。“右脚关节疼,疼痛感一直延续到了膝盖,后来膝盖里流出了黄水”。赶到医院,医生把肿得很高的膝盖打上封闭,又抽出膝盖里的黄水后,膝盖和脚都不疼了。李华觉得病好了。

8月15日一大早,双侧股骨颈截骨术开始。

更麻烦的是,腹部压疮出现了。

自疫情暴发至今,卡拉米和同伴们已经为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了8000多杯咖啡。除了送咖啡,卡拉米不怎么出门,每周仅去超市采购一次。他表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只是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有些孤独。“现在我已经没最开始那几天那么害怕了,但我有时候看到窗外哪里都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就会有点伤心。”

卡拉米在武汉一家咖啡厅工作。疫情暴发后,咖啡厅停止接待顾客,卡拉米和同伴却开始思索,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能为武汉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最终,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为繁忙疲惫的一线医护人员制作并赠送免费咖啡,给他们提提神。

心血管科主任李海鹰则认为,因为体位受限,患者心脏彩超仅可见部分心脏。“患者心脏、大血管受压,手术复杂、时间长,手术过程中存在循环衰竭、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可能,心内科团队随时准备提供心脏方面的强力支持”。

很快,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麻醉科主任孙焱芫。

也有让卡拉米振奋的时刻。“那是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家窗外对面的楼上突然有人大喊:‘有没有人?’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声音回应了他:‘有!’于是第一个人开始喊‘武汉加油!’周围出现许多声音回应他,‘武汉加油’响成一片。”卡拉米说:“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起来。”

放射科吴光耀主任第一个发言。由于李华身体折叠,放射科无法进行磁共振扫描、双能骨密度仪检查,很多人体细节不能清晰展现。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吴光耀说,“患者内脏和血管虽然看不清楚,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异常”,但是,“从CT表现看患者骨质疏松严重,应注意术中内固定把持力,注意抗炎治疗及术后内脏系统应激反应。”

学校不开学,阿布迪只好每天在网上上课。“我想去学校,因为可以看见老师和同学。我还想出去玩,等疫情一结束,我就要去找同学们一起玩。”阿布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但大人们告诉我,现在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为让儿子开心,易卜拉欣甚至陪阿布迪在客厅踢起了足球。

由于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武汉又处于几乎停摆的封城状态,菲利普承认,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有时会感到难过和孤单。但更让他难过的是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扰的武汉人民。“武汉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建设这座城市,尤其是(去年)举办军运会时。所以,(武汉)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结果”,菲利普说。

很快,腰部就没力了;接着,走路时要用手压着髋部才能勉强行走;再往后,睡觉时髋关节会把他疼醒,无法平躺,只能侧着睡。

这样折叠的日子,他过了整整28年。

四处求医,医生说是关节炎。他问医生,为什么总是换着关节疼?有医生回答:“这叫游走性关节炎。”

他的头折叠着,贴着胸、胸贴肚子、脸贴大腿,整个人像一把折叠刀。

会后,孙焱芫坦承,自己之所以愿意去试,主要原因是对李华的同情,“他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存都令人堪忧”;其次是对同事的信任。“我知道有风险,但我们没有退路,如果我们做不到,后面一切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上药是个大工程。两个人要前后抱住李华,把他的身体稍微掰开一条缝隙,护士再用一根长棉棒沾上药水,尽可能擦到溃烂处。每次护士都要戴上几层口罩,才能忍受住压疮散发出的恶臭。换好药后,为了让伤口不被药水长时间浸润,护士们还想出了用吹风筒吹干伤口的办法。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许多国家决定帮助在当地的侨民离开,伊朗驻华大使馆也不例外。“大概是25日那天,伊朗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离开,如果愿意,他们将协调一个航班把在武汉的伊朗公民全部接出去。”卡拉米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对整个医院来说,这也是脊柱骨病科的珠穆朗玛峰。2019年8月14日,第一次术前专家大会诊,从院领导到11个科室的负责人全来了。讲台上,陶惠人用一页一页的PPT,向大家解读李华的病情。

湖南省祁阳县潘市镇46岁的李华心愿很简单:能看到母亲的脸,尽管母亲每天都在他身边。

呼吸内科任新玲主任表示,患者口唇发紫,平时活动量少,几乎未动用肺储备功能,身体折叠导致胸廓及肺部长期受压,肺活动受限,应该存在着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的功能基本可以耐受手术。但是,“要注意围手术期肺部管理,避免肺炎发生”。

易卜拉欣2014年来到中国,但直到去年才来到武汉。他的妻子在武汉读书,八岁的儿子在当地上小学。面对疫情,易卜拉欣一家显得格外淡定。“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和医生指导的去做,不出门,就一定不会有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所以我不想离开武汉,我喜欢这里,我想和你们一起坚守在这里,和病毒作战。”

2019年的5月,夏天还没有正式来临,李华就已经感到酷热难当。因为长期蜷曲,腹部和胸膛长期得不到清洗,身体分泌的大量污垢堆积,形成的压疮开始散发出阵阵恶臭。

“都无法用现有的医学名词来定义了。”陶惠人多年来保持着年主刀脊柱侧弯手术300台以上,累计已经有近1万台手术量。陶惠人和他的团队,只能用一个中英文合并的词来定义这个病例——“3-on折叠人”,即Chin on chest, Sternum on pubis, Face on femur(下颌紧贴胸骨,胸骨紧贴耻骨、面部紧贴股骨)。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医生,菲利普认为,越是艰难,越要控制住情绪,尽快找到方法来解除危机。据菲利普讲,他在法国时也曾经历过流感疫情,所以这次的武汉疫情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慌,他及其他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希望大家保持信心和耐心。

由于并非身处抗疫战争的第一线,狄墨说他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本周社区里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很是意外。“我们社区的一位邻居把自家的大米粮油和新鲜蔬菜摆放在门外,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看来,这一举动非常特别,真实地展现了艰难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爱人,我牵挂你的心颤动不已,几乎要因这灾祸的可怖呼出哀声。”易卜拉欣在献给武汉的诗中写道,“当别人已经一个个离别远奔,这便是一个抛却生死安危之人,选择与你共赴此难,情笃意真!”

孙焱芫一大段话讲完,现场突然冷下来,会场足足安静了5秒钟。大家都明白,这个手术只有成功一条路,一旦失败,没有补救的机会。这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巨大考验。而手术的第一关,就是麻醉。

后来,李华疼得只能弯着腰走路。没多久,李华的脖子也开始变弯了。

十几天前,29岁的伊朗小伙希那·卡拉米曾面临或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离开武汉,还是留下?

对菲利普来说,来武汉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这里的人用尊重和善意接纳了他。“我与他们、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留在这里是我能继续支持他们的最好方式。”菲利普说,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并为他感到骄傲。

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武汉政府和武汉人民一直在积极地应对疫情,尽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同时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此前,菲利普对媒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美酒,等疫情结束,妻子回到武汉,与她一起开酒庆祝。

他每天只能在中午非常费劲地吃一点饭,晚上因为胃部受压吃不下饭,他开始出现营养不良和严重的骨质疏松,心肺功能也不好;走路时腿用不上力,拄拐杖容易摔跤,就拄着一张小板凳移动。

第一次见到李华时,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科主任陶惠人弯着腰,团队所有成员都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角度,力图看清李华的全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清。

法国医生:我留在这里更有用

手术体位成问题,所有的手术几乎都采用平躺的体位,如果以李华这种姿势进行手术,很容易因为颈椎不受力、无有效支撑点导致关节被压坏。

“你在哭泣,为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们。他们如群群鸟儿,向着天际飞腾。就让泪水流淌吧,犹如滂沱大雨。雨后的大地,每个角落很快获得新生。”这不是泰戈尔或雪莱的文字,而是在武汉居住的也门人易卜拉欣最近写下的诗句。

与此同时,陶教授让李华每天吹气球,锻炼肺功能。

虽然妻子和孩子已经搭乘法国的第二架撤侨包机离开了武汉,菲利普却两度放弃撤离机会。他表示这并不是逞一时之勇的“英雄主义”,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我在武汉比在法国更有用。”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道:“我有我的岗位,我必须坚持我的工作,这才是我目前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两个月后,李华终于具备了手术的条件。

这个农村家庭借到钱就去看病,借不到钱就不看。因为病情复杂,四处求医没有结果,李华学会了用感冒药镇痛,“又便宜又管用”。

也门“诗人”:这不是真正的武汉

狄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从本周开始,很多之前不得不在家隔离的病人陆续被收治。“从另一个角度看,相比之前被低估和瞒报的病例数,这样的数据更让人安心,也更真实,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确诊和收治,这让更多人看到希望。”

“没有,但我愿意去试一试。”

护士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她们给手术用的塑胶手套灌上水,但又不能太饱和,做成大小不一的流体水囊体位垫。水是流动的,身体压上去的时候压力会外扩,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清醒插管刺激大,病人很不舒服,而且一旦诱发喉痉挛或者呼吸抑制,对李华来说就是致命的。因此,既要病人清醒和保证呼吸安全,也要兼顾病人平稳和舒适,只有充分的表面麻醉和拿捏得十分精准的镇静,才能避免过度刺激,实现成功插管。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左图)在武汉工作生活已有6年多时间,他现在是武汉协和医院国际门诊部的一名医生,也是国际SOS在武汉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

于是,每天上午9时到12时、下午3时到6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卡拉米不是在店里制作咖啡,就是在去医院送咖啡的路上(右图)。“医护人员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避免被传染,我们有时会和医生隔得挺远,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们会向我们示意。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我考虑了很久很久。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外国人比如美国人、英国人等都在撤离。但我突然想到:我们都走了,那中国人呢,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只能留在这里,和病毒斗争下去。那一刻,我决定留下。”卡拉米说,“两年前我来到武汉,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这里独身一人,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家人。所以我要留下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狄墨提到,对于武汉突然封城的决定,他是支持和理解的。“封锁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强劲的举措,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应该得到全世界尊重。很多人议论政府在疫情暴发早期应对不力,批评封城的决定来得太迟,我认为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当前还不是追责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狄墨说,“信息时代,各种渠道的资讯传播速度很快,这会倒逼官方更快速地向公众披露真实客观的消息,但有时准确度比速度更重要,我们要多一分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