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余辆货车于猴桥口岸排队入缅预计15天可全部放行

2000余辆货车于猴桥口岸排队入缅预计15天可全部放行

(抗击新冠肺炎)2000余辆货车于猴桥口岸排队入缅 预计15天可全部放行

中新网昆明2月29日电 (陈静)记者29日从云南省腾冲市政府获悉,因缅方对中方出境货运车辆实行限量放行政策,截至29日,共有1903辆货车在猴桥口岸等候、350辆货车在中和服务点等候。排队等候车辆全部放行完毕预计15天。

陈淑娇医生展示福建中医助力菲律宾防控新冠肺炎平台。吕明 摄

该平台将中医舌诊、面诊、闻诊、问诊整合在一起,客观采集与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提供中医检测信息和疾病风险预警,并根据检测和风险预警的不同结果相应的给出新冠肺炎防控方、饮食调理、运动调理、外治法、生活起居等不同的中医方案和调理建议。

章开沅: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 “学历”,以及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又设计了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手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

经济观察报:您所列举的这些问题,其根源在哪里?

章开沅:我不是绝对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只是反对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目标。因为教育不完全是个产业,也不应该完全成为产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国家事业,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我不赞成以“教育产业化”为导向。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比如德育。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今年有这样的变化,明年有那样的变化,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像基础专业,不管市场需不需要,都是必须要办的。特别是像文史哲这样一些学科,关系着国民素质、民族素质,甚至于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续。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规模院系调整?

位于腾冲西部的猴桥口岸是国家一类口岸,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相连的重要节点,也是中缅贸易的开放前沿。近日,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大量货运车辆涌入猴桥口岸出境缅甸拉运香蕉等农产品。因缅方对中方出境货运车辆实行限量放行政策,近期每日仅放行150辆以内(今后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双边口岸通行能力适时调整),导致猴桥口岸交通堵塞,人员聚集,存在较大隐患。

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分布面积广、外出务工人员多、人们传统观念强,而且医疗水平有限,信息传播不畅,农民防控意识相对较弱,防控手段相对较少,因此疫情防控万万不可忽视农村。

经济观察报:从简历看,您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

经济观察报:所以,您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

章开沅:就是海选。选举完就把票收走了,后来就宣布我得票最多。学校觉得奇怪,我更觉得奇怪,当校长是历史的误会,我连系主任都没有做过,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我和教育部谈,当校长可以,每周我要有两天的学术研究时间,不然我不干。教育部也答应我了,当然,后来一忙也顾不上了。那时候的经费没有现在这么多,办学条件很困难的,但是办学的大环境、办学的自主性比现在好得多。当校长六年,我没有参加过教育部一次大学校长会。我说我太忙了,有的时候是书记去,书记不去我派副校长去。那时候教育部也没有哪一个说我对教育部不尊重,像我这样的人还容纳得下来。那时大家对教育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有太多的忌讳。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应付。

经济观察报:您一直在华中师大工作,是在1984年被任命为华中师大校长的吗?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那些学术抄袭丑闻?

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

记者发现,在陈淑娇的手机相册中,存有很多舌象照片。她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菲律宾侨胞的咨询消息。

章开沅:现在看来,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搞苏联模式,过分专业化,连课程都单一化;再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些好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完全收编为国有,而且将原有的公立大学也打乱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都变成了专业性大学。旧传统完全断掉了。八十年代刘道玉教授在武汉大学搞得那么有声有色,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但是老实说,他的做法不稀奇,学分制啊、转系啊等等,哪个是刘道玉自己发明的呢?都是老大学固有的东西,我上大学就是这么过来的。

其次,大学自己也要反省。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尽管现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 (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

陈淑娇指出,通过这个应用,可以对自己的体质、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尤其是新冠肺炎期间,可以给咨询的人提出一些调理建议。“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我们发挥福建中医药大学在学术上的优势,帮助菲律宾渡过难关。”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经济观察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教育是否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你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

章开沅:说不上,我有自知之明。当时我在学校内部讲,华师是“党委领导下副校长负责制”。为什么副校长负责制?副校长比我能干,他们哪一个都做过很多行政工作,当然由他们负责。校长干什么?我协调他们,集中他们的智慧。

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

我做校长,与其说我是听上面的,不如说我是听下面的。学生会主席都可以指导我。

不能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学校

章开沅: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私器。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抄袭还不是主要的,学术品格的堕落,才是更大的问题。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章开沅:当然需要。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以牺牲整体质量为代价,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沦为高成本、低效益的泡沫。不幸的是,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新一轮“大跃进”,大学成为重灾区。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

曾于2019年在中国-菲律宾中医药中心工作半年时间的陈淑娇与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华人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十分推崇中医药文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社会良心主要在大学,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一些社会沉沦问题,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谬扶正,形成强大的、正义的社会声音。大学要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以自身的良好行为体现道德规范。大学要以正确的舆论影响社会。

章开沅: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需要反思。那一套指标体系,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把底下逼死了。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讲,要少得多。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严重,而且累积不改呢?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方式,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

章开沅:我1990年到美国讲学,1994年回国。刚回来还没有到现在这个地步,这十几年发展太快了,变化太大了。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难道不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吗?

章开沅:1946年我进入金陵大学读书。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那时有一句话“北有燕京,南有金陵”。我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1949年随着南下的大军来到武汉,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不久我就受到了批判。

据了解,“越人小宝”平台就是由中国-菲律宾中医药中心推出的。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是由福建中医药大学申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据《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批准设立的“2018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立项项目”,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项目,由李灿东博士担任项目负责人。

经济观察报:1990年您卸去校长职务,到国外讲学,直到1994年才回国。那时大学有什么变化吗?

众志成城,没有迈不过的坎;心手相牵,没有翻不过的山。疫情面前,看上去有点“呆萌”的农村大喇叭,却以最接地气、最通民心的方式,向四面八方传递出科学防疫、全民防疫的声音。话语严厉也好,苦口婆心也好,背后都是村干部们对村民们的大爱,对自身职责的担当,对严峻疫情的重视,这声音因担当而有力、因情真而动听,为我们振奋精神、同舟共济,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强大动力和信心。

教育要作为先导,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现在就是过分强调了学校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但没有考虑这个社会是不是健全的。学校除了要参与改造社会,还要掌握社会最需要的导向。我总认为,大学不要自己把自己贬低了,变成了市场的雇佣、社会的跟班。

记者看到,扫描二维码进入该平台,需按照既往病史、上传脸型、上传舌象、上传录音、问卷评估等顺序填报;填报后,等待一段时间才可查阅最新报告单,报告单上显示:状态表征采集与辨识报告、新冠肺炎防控建议等内容。

在福建中医“云”支援海外侨胞的同时,福建赴湖北支援的医护人员陆续返闽。李灿东表示,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福建中医药大学几所附属医院共派出4批次、102位医务人员。

相关部门提示:出境货运车辆不要盲目前往腾冲,必须与境外农业合作企业联系排号,如实填报《个人健康申报表》;按缅方要求,入境驾驶员须提前准备好体检报告;来自湖北地区、途经湖北地区的货运车辆及人员不允许出境;来自其他疫情高风险地区的货运车辆及人员,须到指定地点隔离观察14天后,再办理出境手续;有发热(腋下体温≥37.3℃)、咳嗽等症状的人员就地隔离,按分级分类诊疗原则就诊等。(完)

23日当天,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中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淑娇向记者演示侨胞如何使用该平台。

我不悲观,不失望,寄希望于青年。历史学家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最重要的醒悟,就是各种事物特别是社会的发展都是经过各种曲折、各种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但最后总是往前走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学者跟利益结合了,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来追逐私利,好像也可以显赫于一时,但他们不能持续于长久。一个人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灿东指出,福建中医团队“做得非常好,实现了零感染、零死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完)

为了帮助海外侨胞抗击疫情,近日,福建中医药大学还在准备闽南语版的中医药防疫科普讲座。“菲律宾的华侨华人大多是我们福建晋江人,他们听到乡音会倍感亲切。”同为晋江乡贤,李灿东说,希望把中医药文化带给菲律宾侨胞,助力他们防控疫情。

章开沅:我认为大学校长更应该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对老师负责,而不是只对上负责。我一直主张“以生为本”,把学生看作教育的根本。教育离开了学生还讲什么呢?我从来都认为老师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把学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一句话,就是相互依存。首先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人,不是当作一个物。现在讲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而非想尽种种办法制定繁琐的制度和指标。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上面有些人就讲,没有这套指标,我们如何去管理啊?指标是应该有的,但重要的是,指标要合乎人性,而不仅仅是合乎物性。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甚至是生产流水线的办法,来进行学校的管理,这没有不失败的。

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然后才能治疗社会、治疗全人类。我最寒心的、最痛苦的是,许多大学校长都认为某些教育评估是不好的,但是都不敢讲。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公开的作假,大面积的作假,败坏诚信,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这伤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消除的。

后来我做了大学校长才体会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学了不起,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们真了不起。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祯、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

“今年情况特殊,大家打个电话拜个年就行啦,春节年年有,亲戚今年不走明年走”“你不要以为你上人家去,人家就很欢迎你”“有老乡说,在家里怎么锻炼啊?你不会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从客厅走到厨房,来回串门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广大农村基层组织积极组织防控,广大村干部更是把一村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扛在肩上,急在心里,担责尽责,上面这些直白朴实的语言,就是各地村干部通过大喇叭对村民们的喊话,这些话或言语粗糙,不讲情面,或苦口婆心,好言相劝,或指责反讽,风趣生动,或耐心讲理,润物无声,体现出不同地域人们的性格特征。“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他们虽话风各异,但其情却真,其理皆同,那就是希望村民们提高防范意识,对自己、对街坊四邻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

据李灿东介绍,“越人小宝”平台是中国第一个中医药助力海外新冠肺炎防控的网络平台。华侨、华人及海外留学生等在国外登录该平台,填写相关内容,中医药专家即可提供一些防控指导。

此前,腾冲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通告称,自28日16时起,出境货运车辆实行排号放行。相关部门在腾密路中和镇樊家营路段设置出境货运车辆疏导服务点,按缅方匹配的车辆数量放行。排号等候期间,货运车辆到指定的地点等候,相关部门将每天对出境货运车辆情况进行公示。

农村基层组织直接面向和服务村民,村干部们本身大多就是农民,天天与村民们打交道,最了解本村村民的生活动态、脾气秉性、风俗人情,因此也最知道说什么样的话村民们听得明白,话怎样说村民们听得进去。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广大基层组织和村干部队伍就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硬核”力量,在迅速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普及科学防控知识、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坚定抗疫必胜信心、实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有效遏制疫情扩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大学校长到底应该对谁负责?

章开沅:当时办学强调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像办党校一样办高校,真正的学科建设谈不上。在一次大会上我把这些意见说出来了,结果被批判为“否定党的教育路线”。那是1950年,后来我一直戴着一顶摘不掉的“世界观没改造好”的帽子。

章开沅:我是被选举出来的。当时进行教育改革,教育部派人来主持选举,不记名投票,实际上是民意测验。

福建中医助力菲律宾防控新冠肺炎平台“越人小宝”(以下简称:“平台”)应运而生,于3月20日上线,助力菲律宾华侨华人、在菲中国公民防控新冠肺炎。

经济观察报:大学现在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悬村庄上空的农村大喇叭可谓司空见惯,但你也许不知道,在当前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大喇叭的作用也是非常“硬核”呢。